探尋歷史足跡 啟迪來者奮斗——訪新中國史史學家朱佳木教授
人物簡介
朱佳木（1946— ），籍貫江蘇南通，中共黨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先后任胡喬木、陳云秘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F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陳云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大學特聘課程主講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特聘教授。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政協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對新中國史的學習研究和宣傳教育一向高度重視，每當提及黨史幾乎總要同時提到國史，強調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不久前，他又為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發去賀信，向學會全體同志和全國廣大國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熱烈祝賀和誠摯問候，并要求國史研究工作者要不斷提高研究水平、創新宣傳方式、加強教育引導，更好凝聚團結奮斗的精神力量。請您談談學習、研究新中國史有哪些重要意義。
朱佳木：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起碼有以下幾個意義。
第一，有助于人們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坝蟮?，必先為史?！币私馍鐣l展的規律，首先要研究蘊含其發展規律的歷史。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僅基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也基于包括新中國史在內的歷史邏輯。因此，要樹立“四個自信”，就要學習研究新中國史，從而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怎么來的，要到哪里去，這條道路帶給了我們什么，為什么只有這條道路才能發展中國、壯大中國。
第二，有助于人們提高理論水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來源于社會實踐，其中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理論，歸根結底來源于新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實踐。我們要對這些理論學懂弄通，做到真懂真信，除了要認真研讀理論著作本身，還必須結合實踐。其中有今天的實踐，也有過去的實踐，而過去的實踐就是歷史。所以，要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能不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
第三，有助于人們不斷汲取歷史經驗和智慧。歷史雖然不會重演，但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今天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有很多在歷史上都遇到過。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可以使我們了解過去的人們是怎樣對待和解決類似問題、克服類似困難的，以便總結成功的經驗和不成功乃至失敗的教訓，從而為今天和今后解決、戰勝這類問題和困難提供借鑒，以便少走彎路，多取捷徑。
第四，有助于人們接續傳承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新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天斗地、披荊斬棘、乘風破浪、揚眉吐氣的歷史，其中涌現出無數舍身忘己、奮不顧身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形成了很多好傳統好作風，比如艱苦樸素、戒驕戒躁、密切聯系群眾、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等等。這些英雄人物的事跡和好的傳統作風，都包含在新中國的歷史之中，我們要以飽滿的精神狀態沿著他們的足跡繼續前進，繼承他們的好傳統好作風，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也需要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
第五，有助于人們增強識別真偽、明辨是非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講話中，曾引用過清代龔自珍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句名言，強調“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就不可能了解歷史的真實、掌握分析歷史的正確觀點，遇到歪曲新中國史的歷史虛無主義謠言和詭辯，就很容易因為缺乏歷史知識和識別能力而上當受騙。因此，這一點也決定了我們需要學習、研究新中國史。
記者：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把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全黨和高校加強對這“四史”的學習宣傳教育。請您為我們講講新中國史與中國現代史、當代史是什么關系，為什么學習研究了黨史還要學習研究國史？
朱佳木：這里說的國史就是新中國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簡稱，也叫中國當代史、現代史，都是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與自然界的歷史。它是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延伸，是正在進行并不斷發展著的中國歷史。
馬克思主義語義下的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一般是與社會形態的變化相關聯的。正因為如此，自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界就把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稱為中國古代史，把這之后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過，當時為了突出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把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作為了中國由近代史進入現代史的標志。這種用兩個標準劃分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做法，在新中國尚未成立時矛盾尚不突出。但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已經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成新民主主義社會或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時再以革命史性質的變化作為劃分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依據，便與按照社會形態區分歷史階段的唯物史觀之間的矛盾變得突出了。在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新中國史研究尚未提上日程的情況下，解決這個矛盾還不急迫。到了20世紀80年代，新中國史研究開始興起，再把1919年作為中國現代史開端，無論學術上政治上都顯得很不合適。不過，為避開對現代史的既有定義，人們又創造出“中國當代史”的概念，使上述矛盾被再次掩蓋起來。但隨著新中國史的不斷發展和新中國史教學與研究的不斷深入，現代史原有定義的弊端日益顯現。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正確做法應當是先統一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然后把“新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當代史”這些概念與“中國現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稱“新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當代史”“當代中國史”，也可以稱“中國現代史”。歷史分期是一項動態性工作，不會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延續，原有現代史、當代史的上下限還會發生相應改變。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歷經百年，新中國史至今也有70多年，黨史在新中國史的部分，已占其全部歷史的三分之二。這部分黨史與新中國史在內容上難免會有很多重疊和交織，而且隨著時間的延伸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既然如此，學習研究了黨史，是否還有必要學習研究新中國史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雖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領導力量，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重大決策對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會產生決定性作用，從而使黨史成為國史的核心，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走向決定著國史走向，但是，黨史和國史在研究與編撰的角度、范圍、重點上都有很大不同，黨史研究與國史研究也分屬不同學科，前者屬于政治學，后者屬于歷史學，二者誰也代替不了誰。所以，學習研究了黨史，不等于就學習研究了國史，二者同等重要。我們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重視新中國史學習研究和宣傳教育的論述精神，不斷推進新中國史研究事業的繁榮發展。
記者：給歷史分期，從來是史學研究中重要的學術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分歧、爭論較多的問題。從事新中國史研究尤其國史編撰工作，也免不了遇到分期問題。而要對新中國史分期，同樣不能不先明確分期的依據和標準。您可否對這個問題，簡要闡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朱佳木：前面提到，馬克思主義對于人類歷史大階段的劃分是依據社會形態變化的；并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正是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推動生產方式變化的唯物史觀，將人類歷史大體劃分為依次更替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為其低級階段）等五大階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史學界，對于這個標準以及依據這一標準劃分的人類歷史五大階段基本沒有異議，但對同一社會形態下的歷史應當依據什么標準進行分期的問題分歧就比較多了。
史學史表明，對同一社會形態下的歷史進行分期，研究者大多依據的是能夠體現出歷史階段性特征的標志性事件。在這一點上，分歧也不大。分歧主要在于什么是階段性特征，以及什么是能體現歷史階段性的標志性事件。這種分歧，與研究者所持的歷史觀和學養有關，也與進行分期的具體目的和觀察問題的角度有關。而對于仍在發展變化中的當代史，人們在分期問題上的分歧，除了來自上述因素之外，還與進行分期所處的時間節點有關。就是說，給尚在發展變化中的當代史分期，既要受到研究者所持歷史觀等因素的影響，也要受到歷史進程本身，以及研究者主觀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影響。比如，人們在新中國史僅有十幾年、二十幾年、三十幾年時，對分期的主張，與這一歷史超過了半個世紀甚至已經六七十年時的主張肯定是會有所不同的。
我從事新中國史研究以來，一直主張為了更大程度地體現國史的特點，最好把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或目標模式的變化作為不同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特征，并以此觀察和判斷能體現歷史階段性特征的標志性事件。對新中國史不同時期的各種劃分主張，除了個別人以分期為幌子，企圖表達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訴求之外，我認為絕大多數都是學術性的，而且都有一定道理。因此，各種意見都應當在學術范圍內平等討論，而不應當只把某種主張作為絕對正確，把其他主張斥為絕對錯誤。我在歷史分期的問題上，無論某種意見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隨著歷史的繼續發展，比如說到新中國誕生100年、200年時，人們再來給國史分期、斷限，肯定會和現在又有所不同。另外，某些專門史，如法制史、工業史、交通史、學術史、文學史、美術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海南史、港澳臺史等，分期、斷限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特殊情況劃定，不必非要與國史分期保持一致不可。
記者：馬克思主義肯定史學的階級性，要求史學工作者必須站在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自覺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事業服務。您認為新中國史研究應當如何把握與現實之間的關系？
朱佳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而在人類存在階級的社會中，社會科學除語言學外，或多或少都具有階級性。歷史學屬于社會科學，史學家撰寫的歷史雖然應當符合歷史的真實，但由于所處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因此對歷史的認知不可能不受社會存在的影響，史學領域不可能不存在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新中國史研究的對象，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它與以往任何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歷史都不相同，與當代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也不同。所以，新中國史研究具有的政治性格外強烈，新中國史研究領域內的政治斗爭也特別復雜激烈。
另外，社會科學分為對策性研究和基礎性研究，新中國史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支學科，與史學其他學科一樣，都屬于基礎性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新中國史研究可以脫離現實，不為現實服務。歷史研究從來都不是為歷史而歷史，中國自古就有用歷史編纂為現實服務的優良傳統，所謂“鑒往知來”，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司馬光說自己編纂史書的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宋神宗為此索性把他的書命名為《資治通鑒》。用歷史研究為現實提供借鑒，在古代和近代是這樣，對于當代的新中國史尤其如此。
當代史是剛剛過去的現實，現實則是即將變成的當代史。因此，作為當代史的新中國史，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必然更加密切、更加直接。但新中國史研究對現實的服務，絕不是要它拿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對策，而是要通過對歷史的研究，講清歷史的過程、解釋歷史的原因、總結歷史的經驗、找出歷史的規律、預測歷史的走勢，從而為決策提供參考、為教育提供素材。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歷史研究具有的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除此之外，我認為對于新中國史研究來說，還有一個社會功能，即“護國”的功能。
前面提到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龔自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的名言，說明要消滅一個國家，總要先歪曲丑化它的歷史，歷史站不住，這個國家就會不攻自滅了。這句至理名言，已被無數事實所驗證。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霸占中國的臺灣和東北三省，竭力推行奴化教育，把臺灣和東北的歷史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去。陳水扁之流上臺后，為搞“臺獨”，也竭力推行“去中國化”運動，把臺灣史從中國史中分割出去，把沒有臺灣的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課本。蘇聯之所以解體、蘇共之所以下臺，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帝國主義勢力及其代理人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斯大林，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既然去人之史可以滅人之國，反過來說，衛己之史不是也可以護己之國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提出新中國史研究也有護國的功能。我們要用新中國史研究為現實服務，就要通過正確敘述和解釋新中國史，對干部、群眾進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新中國史教育，普及正確的國史知識，揭露和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新中國史的歪曲、污蔑，以此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和榮譽，增強干部、群眾對新中國歷史的自豪感，防止蘇共下臺、蘇聯解體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研究新中國史與研究其他歷史一樣，都要堅持實事求是、歷史主義、階級分析、整體觀察等原則，都要掌握搜集和辨識史料、撰寫和編纂史書等基本功，都要具備忠于歷史事實、遵守學術規范、促進社會進步等品德。然而，由于新中國史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質對于黨所領導的新中國史研究者來說，除了上述應當具備的基本品德外，理應更加自覺地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更加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更加主動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更加積極地抵制和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